加大数字传播版权保护 助力全民阅读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 田红媛王少波陈麟
回归经典阅读在当今非常重要
■吉狄马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著名作家、诗人)
一个社会其文明程度是否高，书籍的平均阅读量即是可参看的指标。近年来大家关注的“阅读不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实快速的生活节奏下，人们很难静下来读书;再加上获取知识和信息方式的整体改变，大多数人接触到的都是海量的碎片化信息，作为阅读主体更像是被绑架了的失明者，在这种状态下，我认为“阅读什么”是需要在不同层面加以倡导的。
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精神遗产，许多都已经被经典化了，当然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去阅读的，何为真正的经典，那一定是经过时间和一代代人筛选下来的好东西，阅读回到经典在今天非常重要。另外对新的有价值的出版物的深度阅读，也同样不该被忽视。
出版社应有更多耐心助力孵化精品
作家一定要有好作品，现在作家创作心态的浮躁仍然是个大问题。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多年，现在依然是业界必须要面对的。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能给作家简单布置所谓的命题作业，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都不具有深度，也没有生命力。
只有让作家真正潜入生活和现实的最深处，才有可能揭示出现实的本质特征，并写出富有人性而又思想深刻的作品，写作过程和出好作品都是需要沉淀的。这一切都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来保证，而作家是否有定力就更为重要。
现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版问题，我认为出版社也应要有更耐心的方式去追踪、帮助孵化精品力作的诞生，并且在这一点上也要力戒浮躁。创作终究只能由作家个体来完成，只有在多个方面遵从了文学及写作本身的规律，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精品佳作。
必须改变粗放型文化交流方式
我一直认为，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交流，如果要有真正的深度和质量，必须由作家个体来完成。除了作家之间的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翻译双方作品在不同语言中变成出版成果，这种更具有长远影响力的浸润式交流，要远远大于热闹一时的文化活动。
只有将不同的对外交流变得更具体、更个性化、更有针对性，交流也才可能有深度，否则，很多都会变成无效交流，更不会留下真正的交流成果。另外，通过什么机构来进行交流也很重要，比如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在世界多地文化机构所开展的不同门类的主题活动，就是经过精准设计的交流，它为不同的人群开展交流确定了适合的内容，真正做到了事半功倍，很多时候还利用对方的需求来为我所用，这些都是可借鉴之处。
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这一关显然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学翻译，真正熟知并了解其中的门道，很多翻译作品可以说都是无效翻译，特别是对经典作品来说甚至是一种巨大的损害。今天的对外文化交流，包括不同国家间的文学交流，还应更注重当代正在发展中的写作成果的直接交流，将人的交流与作品的交流形成有机互动。总之，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改变粗放型文化交流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彻底改变在交流中不对称不平衡的情况。
●传统文化
推动“当代诗词入史”工程
■林 阳(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开明画院院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多次提到要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扶持力度，且把中华诗词摆在所有艺术门类的首位。中华诗词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被世人称为诗词界的“黄金时代”。中华诗词学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华诗词学会在历任会长钱昌照、周谷城、孙轶青、郑欣淼、周文彰的带领下，诗词活动不断开展、诗词队伍不断壮大、诗词精品不断涌现、诗词知识不断普及、诗词书刊不断出版。尤其是2020年底以来，中华诗词学会制定了“十四五”时期中华诗词发展规划，中华诗词事业正以崭新的姿态奋进在新时代的阳光大道上。
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中华诗词至今没有摆脱被主流文坛边缘化的尴尬局面。文代会、作代会没有诗词界代表、大多数文学评奖没有诗词身影、各大主流报刊鲜有诗词发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传统诗词甚至没有进入当代文学史。面对全国数以千万计的诗词爱好者、数以百万计的诗词创作队伍和不断涌现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主流文坛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让中华诗词在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依然徘徊在主流文学之外，没有大型的中华诗词文库类出版物出版。因此，将“当代诗词入史”格外重要。建议：一是将“当代诗词入史”作为中宣部重点工程;二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中华当代诗词文库》出版。
运用新媒体促进知识普及与传统文化传播
■张颐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近年来，短视频、直播以体量轻巧、互动性强的特征，风靡各年龄段网民群体，其优质知识内容供给也日益充分，形成“知识普惠”效应。传统文化内容广受短视频、直播观众欢迎。以“李子柒”“只露声音的宫殿君”“上戏419女团”等一批青年文化传播者为代表，“国风田园”、古建筑、传统戏剧等内容屡屡“破圈”，助力培育青少年及大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自信。截至2021年11月，仅抖音平台曲艺类主播平均每天开播3719场，收入同比增长232%。
由此可见，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进行知识普及、传统文化传播已成规模，且颇具潜力，但仍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内容鱼龙混杂。伴随短视频、直播平台内容体量逐年跃升，大众用户发布的内容相对缺乏权威度、可信度。一些优秀学者不断进入上述平台，带来优质甚至“爆款”内容，但优秀专业的 创作者在总体用户中的比率仍有限，短视频、直播平台内容池平均水准有待提升。
二是优质知识文化内容传播工作缺少统筹。知识文化内容的新媒体普及传播工作尚未链条化、系统化，传播者往往“各自为政”，缺少联动。目前，网络平台中的知识及传统文化传播热点多为单一用户策划、制作的内容，抑或媒体新闻产品。多个权威专家的合作互补，能起到“1+1>2”的效果，应从更高层面进行部署、统筹及规划。
三是知识文化内容传播人才储备不足。优秀人才开展新媒体知识、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尚不普遍，每个学科内仍待形成线上人才矩阵。目前，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的优质知识、文化博主多为“每科一名家”，而在理想的知识图谱中，各个学科内应有多个细分领域专家形成互补，共同打造“百科全书”式科普、文化内容图景。
为此，特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鼓励各领域专家、学者在短视频平台开展科普。近年来，我国文化知识领域体系不断吸纳高学历、海归人才，且青年从业者多具备“网感”，应将这一已有人才优势有效吸纳为新媒体知识普及工作的人才库，提升优质知识传播者在网的绝对数量。建议举办新媒体知识传播技能培训，充分鼓励人才资源向相应工作倾斜。
二是设置知识科普、传统文化传播专项，提升社会、公众对相关议题的重视。除传统“开学第一课”等专题栏目外，可在国家层面设立“自然科学周”“人文科学周”“传统文化月”等，一方面可加强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家联动;另一方面可邀请名校名师开课直播，通过网络传递到优质师资缺失的地带。近年来，乡村学生、留守儿童的手机持有率走高，这也能够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
三是允许、支持科教文艺工作者利用短视频及直播平台合理创收，激励优质内容。促进优质知识与传统文化传播，需要高素质人才承担重任。以适当物质条件调动人才积极性，能够有效支撑这项工作的发展。因此，建议国家层面设置如下支持政策：
对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有效传播优质知识内容与传统文化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奖励。
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出台明确规制标准，指导短视频、直播平台依法开展知识付费业务，培养公众对优质知识的价值认知和尊重;相关部门及平台共同对收费知识内容、线上服务价格依法监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政策上支持企事业单位及个人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进行知识普及、传统文化传播事业，通过直播付费、网络打赏等模式，取得适当合法、合理的收入，以激励社会大众广泛参与。
建立中国传统书画数字全库
■陈洪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顾问)
21世纪，当古老的文物与现代化的高科技相遇融合，人类的文博考古事业开启了全新的数字时代。目前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在探索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来推动文物的保护、研究、展示与传播。这是一次前景广阔而又充满挑战的重大变革，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争取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中国传统书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历代都十分注重书画作品的典藏，以滋养于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倾力收集传统书法、绘画遗迹遗作，特别是新出土的书法、绘画类作品更是蔚为大观，已然成为独特而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贵宝藏。然而，这些典藏的书画作品除极少量的历代法书、名画出版传播外，绝大多数都沉睡在各级博物馆的库房内，还未及整理出版。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让这些中国传统书画“活”起来，发挥其蕴含的文化艺术价值，则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广大书画工作者深入研究挖掘作品中的思想内蕴、美学精神、笔墨技法，“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更好地诠释中华优秀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神、中国气度。建议：
一是建立“中国传统书画数字全库”，有计划地将全国博物馆系统馆藏的传统书法、绘画作品(包括金石遗迹拓本等以及流失海外的历代中国书画名作)系统扫描，分类录入，建立全面详细的数字信息档案，使之成为集中国历代传世书画之大成的数字典籍，流传百世。
二是做好顶层规划和管理，可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确保财政资金落实到位。建议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管理，制订采集、整理、录入、存储、使用、维护等一系列数字化标准规范，督导全国各级博物馆承办实施，避免各自为政的现象，实现数字资源的交互共享。
三是逐步实现向社会开放，广泛传播，使公众能够在互联网上实时而便捷地欣赏、研究原作，展现中国传统书画的魅力，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做出贡献。
四是着力培养一批既懂书画文博专业又精通现代化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充实到各级博物馆中，可以联手高精尖数字化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不断研发、升级数字化管理的水平。
●著作权保护
进一步加强影视行业著作权保护
■欧阳黔森(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近年来，编剧与影视公司矛盾频发，说明影视行业的著作权保护还是存在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
一是编剧署名权得不到保障。署名权是作者表明身份的权利，是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作者享有的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之一，然而影视作品在宣发时很少提及编剧，影视作品成片中编剧署名也被弱化，往往被写在十分不起眼的地方，更有甚者，一些制片方以“总编剧”“联合编剧”“副编剧”的名号，为没有参加编剧工作的人署编剧名，严重侵害编剧的署名权。剧本是影视作品的核心与灵魂，创作剧本的编剧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尊重，将其姓名完整显著地标注在影视作品上是对编剧辛勤付出的肯定，也是编剧理应享有的权利。
二是稿酬拖欠严重且存在盗用剧本现象。许多编剧都有被制作方拖欠稿酬的经历，大部分编剧都被要求先提供剧本再付费，但是部分制作方在拿到剧本后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脱，拒不支付稿酬，更有甚者，一些影视公司为了不支付稿酬，拿到剧本后一边对编剧表示剧本不满意不会签约，一边另找他人对剧本改头换面，剽窃其中的核心内容，编剧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其著作权也受到了侵犯。特别是编剧作为文字工作者，往往对法律问题不甚了解，甚至忽略，在签合同时注意不到不利条款甚至没有与对方签订正式合同，导致后期维权困难。
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对影视行业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明确署名规则和稿酬支付规则;加强对涉著作权纠纷影视作品的发行管控力度，引入监督惩罚机制，对于多次故意侵权的公司采取列入黑名单、罚款、取消其发行资质等措施，切实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如今在影视行业中抄袭、“融梗”现象频发，而原创作者维权艰难，即使耗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最终胜诉，侵权者也往往拒不道歉，且赔偿金额较之侵权者获得的巨大收益也是九牛一毛。这不仅打击了原创作者的积极性，也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导向，不利于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12月，近300名知名影视从业者和网络作家联名呼吁抵制抄袭剽窃，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此次抵制抄袭事件说明全社会尊重版权、尊重原创的意识大大增强，也反映了业界和民众对于净化版权环境、抵制不正之风的诉求愈发强烈。
建议主管部门加强对影视行业抄袭剽窃的打击和抵制，净化版权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业界风气，从而鼓励广大作家能够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出台司法解释 确认版权纠纷专业调解法律效力
■孙宝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旨在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及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我在工作调研中发现，版权纠纷的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版权纠纷案件数量大、增长快，基层法院压力大。近年来，伴随着计算机软件、音视频和自媒体等新领域、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版权纠纷案件数量呈明显增长之势，基层法院不堪其负。例如，裁判文书网显示：2014年与音乐有关的裁判文书为1.56万件，到2019年已增至6.56万件。北京互联网法院自2018年9月成立之初至2021年11月，收案中的著作权案件约为9.55万件，占总体收案数(不含诉前导出)比例高达77%。杭州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以及北京海淀法院等基层法院版权纠纷案件数均占比很高。版权纠纷在整体知识产权(版权、商标、专利)纠纷中的比重已超过50%。版权纠纷案件数量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和快速增长态势，基层法院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版权纠纷调解亟需专业力量支持，调解成功率有待提高。以北京互联网法院为例，2018年9月成立至2021年11月，其诉前导出案件量达12.4万件，调解成功率为24%。调研显示，调解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是社会公众对调解工作认知和信心不足。二是精通版权专业知识并具备法律素养的专业调解人员严重不足。
版权纠纷调解对快速解决争议、缓解社会矛盾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大量版权纠纷带有共性，如涉及的法律主体长期共处、标的额普遍不大、核心争议相对简单，等等。而处理这类版权纠纷，由版权公共服务机构予以调解，是一种比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更为高效、更为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将会对实现矛盾化解在基层、纠纷诉前解决以及减轻基层法院审判压力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为贯彻中央深改委第十八次会议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关于开展版权纠纷调解的相关部署和要求，建议：对拟设立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国家版权纠纷调解中心”，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其作为版权公共服务机构调解版权纠纷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在专业性和公信力的基础上，强化法律效力，切实从源头上减少版权纠纷案件的诉讼增量，为促进社会和谐做贡献。
●媒体融合
全面整合媒介资源 重构传播生态体系
■郭媛媛(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对于做好媒体融合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曾有过多次重要指示：“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在当前主流媒体的建设、发展中，媒体融合不仅是趋势，而且也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推进。并获得一定的发展成效。尤其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探索的中央厨房，集合“报、网、端、微”端，形成全媒体采、编、播一体，建立了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和运营体系的整体架构;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5G新媒体平台、与BAT加强技术上的合作等等，构建出“4K+5G+AI”的智能化媒体格局;如县市级主流媒体探索构建新媒体矩阵等。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具体的媒体融合工作推进，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各家媒体各自为战，因财力、物力、人力的不同，实现的媒体融合程度有很大差别;各家主流媒体融合因分散执行，没有达成1+1大于2甚至3的效果;较多主流媒体存在为融合而融合，或停留在形式上，或无力、无钱、无人真正推进融合发展工作走深走实，无法实现主流媒体更快发展、主流传播获得更好成效的融合效果。
媒体融合要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在自上而下的有力规划、组织、安排下，加以推进;要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服务、满足全体人民对精神产品的高品质需求上，以规模化、全覆盖的面貌、状态加以推进;要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凸显、强化，加以推进。对正在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中国来说，媒介融合实在不是一家、两家媒体的事!要实现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新局面，也要注意减少和避免相关资源的重复性浪费，以中国传媒生态体系重新结构为立足点，有更全面、立体、创新的高站位布局、建设。
现在既有主流媒体的存在、功能、影响、状态，是在过去更多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时代建立和形成的。而在当下网络平台媒体、社交媒体，以至自媒体等层出不穷，各自都占有信息传播充裕渠道资源，甚至拥有新技术支持的更优传播样态、方式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主流媒体各自内部的融合建设，与国家发展地位、要求无法匹配，也无法实现主流文化建设、主流信息传播更好 的成效。需要用开阔和全局眼光，推进国家媒体融合大生态建设。
一要建立主流媒体合纵连横融合的资源共享、共建机制。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状况，决定了整个国家媒体生态的基本面貌。建议打通不同层级主流媒体的信息资源、技术支持、融合生产等的共享、共建机制，探索建构稳定、强大的主流传播生态结构和板块。
二要重构国家媒体融合发展的生态体系。在继续强化、推进主流媒体更好融合发展的同时，探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组织加市场机制，确立平台媒体在国家媒体融合总体格局中的定位和作为，激活、发挥其技术、市场、传播优势;以社会化组织机制、形式，将更多网民自媒体分层、分类，策略而有效地纳入国家媒体融合发展生态体系，建立主流内容信息的日常、全覆盖传播因子、体系、渠道。
三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体融合工作的协同建设、创新发展。通过主流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等分层级、分功能、分重点信息内容等的细分定位、有效规制，建立大媒体融合的联动发展标准体系，探索媒体融合发展全生态建设的整体协同、推进机制。围绕社会主流信息良性、绿色、健康、有效传播，建立、健全全域信息分发、内容分层生产、跨界协同联动、成效有机配合的媒体融合良好发展新生态。
●谈谈履职这五年
我们有责任让社会生态变得更好
■蒋胜男(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
自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著作权领域。比如2018年《保护原创，促进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建议》，提出加大司法机关查处网络侵权盗版的力度。第二年，在相关调研以及与知识产权领域专家交流的基础上，我发现社会上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于是提出了《推进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建议》，受到高校和业界的极大关注以及教育部的反馈，确立学科设立，最终知识产权人才被纳入人事劳动部职称考评系列。
2020年，根据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关注与知识产权现状的进一步调研，提出了《关于尽早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的建议》，让庞大的网文作家群体有对应的组织、团结、引导、服务功能的专业机构;提出《促进文艺创作健康有序发展，呼吁尽快推出著作权制式合同的建议》，呼吁由监管部门介入并推出一份适用于网络文学行业的合同示范文本，将平台与作者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以此来规范网文行业。
2021年提出《依据著作权法规定严格落实编剧署名权及名次权的建议》，呼吁各方重视原创版权保护，确立编剧的重要地位，切实保护国产影视作品和编剧的原创力。
今年我提出的《加大向“一带一路”国家电影出口力度，助推中国文化出海的建议》，建议完善‘一带一路’国家电影出口支持政策，重视影视翻译人才培养，助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为作家群体发声的《关于加大力度打击网络盗版现象的建议》，主要针对现在网络上存在的传播盗版侵权内容的非法网站和应用，它们严重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呼吁网络监管部门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多措并举遏制盗版。
二是民生领域，每年都提了相关建议。比如2019年《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管，保障新生代身体健康的建议》，2020年《以云技术促进中国慈善基金透明协作模式的建议》《推进法定婚检、保障配偶知情权的建议》，2022年《关于出台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的建议》《改善产假和陪产假规定的建议》《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等等。这些建议看似林林总总，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安居乐业。
三是地方建设领域，主要是温州的高校、铁路、基础项目建设等方面。包括今年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温武吉铁路，推进闽浙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建议》《关于尽快启动新建甬台温高铁前期工作的建议》《加快推进温州大学以“侨”为特色的省部共建高校建设的建议》等。
回顾近几年的履职经历，我很受益，也很荣幸能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人大代表，我们提出的一个个有价值的建议，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助很多人。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让整个社会的生态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