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全国画院美展论文 | 王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时代风貌——以“丝路文明 · 西安文脉”工程为例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时代风貌——以“丝路文明 · 西安文脉”工程为例

　　王欣

　　内容提要：以西安中国画院为主导组织实施的“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国家“三大美术创作工程”的延续、拓展与细化，是深挖民族文化资源、展示地方历史底蕴、弘扬城市文脉的重要举措。其借助地域文化资源优势，着眼于图像记忆进行深挖细耕，通过创研结合的方法，对国家主流文化和民族传统精神进行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带有“历史重构”的现实主义审美表达和艺术创作，为地方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西安文脉;主题性美术创作;时代风貌

　　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以表现在社会变革中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能够影响未来社会走向的事件， 以及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人和场域的美术创作。尽管它的范围包罗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涉及甚广，但究其本质，仍是以宏大历史题材为主要特征的美术创作形式。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经过长期历史磨砺、不断演化而形成的，由艺术家参与， 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具有“对历史重构”创造性的图像记忆，在中外美术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并以其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精神导引价值，对美术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西安文脉”工程创作的时代机遇

　　在当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意志对文化软实力要求的进一步提升，以“四个自信” 为引领，主题性美术创作在新的机遇中迎来了新高潮。近十余年来，随着由文化部主持、自 2005 年开始并已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由中国文联牵头、2012年启动并已完成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及 2014年由中国国家画院主持的“丝绸之路美术创作工程”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三大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带动了主题性美术创作新一轮的复兴。在地方上，以“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广西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代表，以美术创作为龙头的地方文化精品的打造， 力图对不同地域和时代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进行梳理，在创作与比较中思考和探讨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多元性。这些地方精品文化的打造可以看作是国家“三大美术创作工程”的延续、拓展与细化， 是深挖民族文化资源、展示地方历史底蕴、弘扬城市文脉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当代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

　　与美术史上多数传世之作创作环境不同的是，中国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具有显著的特点。这类创作多以国家体制为基础，依托于国家力量，经过精心策划组织，其规模之大，投入人力之众、财力之巨，选题涉及面之广，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美术创作活动中都是不多见的。

　　“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旨在以绘画的形式来表现作为十三朝古都、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所特有的文明发展脉络，以及其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下所呈现出来的当代城市精神。该工程共设 100个选题，分为人物、事件、风情三大类，创作类型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甚至创新性地囊括了装置艺术、农民画等艺术品类。该工程自 2012年起论证实施，2015 年 10 月正式启动，2019 年最终完成了 76 个项目，作品现统一陈列于西安中国画院美术馆。

　　二、“西安文脉”工程的表现内容及形式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长安是一个极具精神皈依的福地。长安既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也是中国历史上迁延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明古都。其文化艺术辉煌灿烂、历史文脉源远流长， 从蓝田史前文化，到代表华夏文明的文字，至周秦汉唐的盛世强音，再到近代红色革命转折点的“西安事变”，长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长安文化的厚重、包容，使其成为连接中外历史与现实生生不息的文脉宝库，为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

　　“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 76个选题创作中，以塑造人物为主题的有汉武大帝、张骞、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汉三杰(张良、韩信、萧何)、王维、关中儒学群像、于右任、长安画派先贤、路遥、柳青、陈忠实(雕塑)等;以表现历史事件为主题的有： 蓝田猿人、半坡文明、仓颉造字、周公制礼作乐、建都丰镐、秦始皇大一统(秦直道)、兵马俑、昭君出塞、司马迁与《史记》、文景之治、隋文帝建大兴城、科举考试、唐太宗与《兰亭序》、唐十八陵(数字装置)、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玄奘译经、盛唐广运潭、文成公主进藏、马可·波罗游京兆、吕大忠与西安碑林、吕氏乡约化关中(蓝田四吕)、百年易俗社、解放西安、辛亥革命在西安、抗日烽火中的西北联大、徐海东 25军过葛牌镇、西安八办等;以表现地域文化风情为主题的有：钟鼓楼新貌、曲江盛境、画乡户县、汉长安城遗址、城墙马拉松、西安地铁建设与灞河之滨世园新貌、都市风景线之小寨商业区、都市风景线之高新区、白鹿原新貌、西安小吃、长安八景、西安佛教祖庭系列联画、八水润西安、秦岭北麓生态保护、泾渭湿地保护、西咸新貌等。这些选题既不乏历史的宏大叙事，也透射着现实的人性光芒。相对于“丝路文明·西安文脉”浩瀚的历史进程与丰富的现实素材，这些选题显然只是极尽简略的概括，但其厚度已令人惊叹不已。这种集中一地之力，建构当代地域美术图像历史的内在冲动，这种以写实性审美建构为主体的现实主义历史观与表达方式，与西方美术以拒绝“历史画”而作为步入现代性的标志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承载着“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所肩负的“重构历史” 的使命，彰显了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鲜明特色。

　　从艺术发展史来看，由于特殊的要求，主题性美术创作或历史画的创作对人力、财力的耗费巨大，因此更多依赖于皇家、国家、政治实体或赞助人的委托。就当前全国体制而言，任何一级政府管理部门组织的主题性创作工程，实际上都体现了国家意志，只不过诸如“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是在国家意志的框架上，增加了地域文化与地方特色，介入了具体历史时空与独特的文化环境。

　　三、“西安文脉”工程的叙事模式与审美表达

　　“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大多采取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将相关历史人物、重大事件、重要场所等置于历史文化语境和现代审美视域中进行合理阐释和创造性拓展，从而对丝路文明和西安文脉的图像记忆进行历史梳理和当代描述。

　　在以人物为主题的作品中，“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者往往通过特有叙事手法，在笔墨语言中渗透出艺术家对人物的理解和情感表达，从而将所描绘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时代风貌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来。戴信军的版画《于右任》采用传统黑白木刻手法，通过大尺幅、黑白分明的画面，塑造了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书法草圣于右任先生的形象。画面借用连环画的表现手法，将于右任先生的主体形象占据画面三分之二，并将六十多个大小人物按照故事情节分为 7组，穿插近百个于体书法文字，字画交织，阴阳转换，简洁单纯，成功地塑造了那个曾创立《民立报》、改革邮政、创始中国火车夜行、抗击北洋军阀、创制《标准草书》，既叱咤风云又充满温情， 写出“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的生动有力、富有内涵的爱国者形象，立体地再现了爱国主义诗人博大的胸怀和书圣的艺术魅力。而在另外一幅展现 20世纪60年代轰动全国的绘画流派《“长安画派”先贤》群像的塑造上，李新安则选取了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六位画家最具代表性的图像资料进行加工取舍，形成画面人物形象的相互关系。若单从艺术家所表现对象的历史原貌来考量，似乎对个体年龄的把握看似不尽合理，但作为艺术塑造的“典型”形象，其在视觉上的认知度却是可行的，因为“历史画与历史文本之间并非图像对文字的转移关系”，“也不是历史遗迹、考古学细节陈述的综合”，而是“通过特有的阐释模式和审美叙事，将历史置于历史表现层面，在那里建构出历史哲学图景”【1】，最终达到了艺术的真实。

　　历史事件或故事是“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重要选题类型，其在数量上占据了总选题的一半以上。对这类选题的处理，艺术家大多以历史实在为依据，将其描绘对象以群组人物为核心展开宏大的图像叙事。这不仅因为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丝绸之路起点的古长安丰厚的历史积淀和近现代史上西安卓越的贡献，更是由以“事件”为类型的创作题材在讲述故事方面的优势所决定的。青年画家任西宁的《开元盛世》以宏大的场景，工笔重彩的形式，表现了唐代东西市丝绸交易盛况的场景，再现了这一辉煌的历史盛世。画面采用了重大历史场景惯常的布局方法，以建筑物作为画面的坐标轴，再在坐标上安排人物，从而形成了画面的三大部五大局。三大部指左右东西市和中间宫廷，左右以大唐东市和大唐西市交易场景作为表现的主体， 中间的宫廷表现李隆基和杨贵妃在和群臣与外国来使举行盛宴的场景;三大部再加上左右上方的来朝队伍就形成了作品的五大局。这部作品气势宏大，体现了万国来朝、簇拥大唐开元盛世的气象。吕书峰的《解放西安》在表现手法上别出一格，作品以钟楼为场景设置点，画面左下角由一组进步学生和欢呼解放军入城的群众展开，中心是解放军第六军入城的军车、马队和指战员，右侧展现了一组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表现了刚刚经过硝烟之后的西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斗志高昂和西安民众欢呼雀跃的宏大场景。作品采用宽荧幕式的横构图，共刻画各种人物 50多个，看似繁复而不觉其乱。作品采取中国画纯水墨的表现方法，营造出单纯凝重的语言效果，近似于黑白的画面追求一种老照片式的历史感。其在人物造型方面以写实的表现方法为基调，加入了一定的探索性和实验性，熟练运用变形、夸张等表现手法，以突出水墨画的表现力度，显示出作者深厚的造型功底和较高的创新能力。这种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与当代艺术语言的结合，凸显了“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与西方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语言变革，而是“一种复合的现代性”。【2】

　　《开元盛世》 任西宁 134cm×340cm 2016年

　　在对历史场景的记忆和对现实生活崭新面貌的描绘中，“丝路文明·西安文脉”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审美叙事展现出了极大的概括性和抒情性。作品中既有如《曲江胜境》这样的古城新貌，也有如《西安小吃胜景图》这样的民俗风情，还有《春到画乡》这样的巨幅农民画作品，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形式多样。

　　结语

　　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方兴未艾，并有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掀起新高潮的趋势。其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不仅仅涉及到艺术和政治的宏观层面，更与当代氛围下“个体”和“群体”的文化内涵息息相关。“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国家意志的调和，是当代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价值建构与审美表达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对历史文本准确把握，对事件细节精准解读并基于此展开“合理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敢于尝试多种艺术表现方式，才能更加真实、直观、典型地以艺术的方式还原历史，反映现实生活。

　　当前，在众多历史题材的各类艺术创作中，价值缺失和历史观的缺位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艺术家将艺术的创造降格为历史叙事的“插图”或附属物，忽视了视觉创新表现历史情节的可能性，使主题性美术创作或历史画的创作手法仅仅停留在“再现”的层面，而流于单一、枯燥， 实际上对历史精神与灵魂的把握更为重要。作为主题性美术创作，好作品应该是能够给人以思想上启迪的，是有意义、有深度的。其所惯常运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亦将会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审美表达方式。面对重大题材或历史题材，艺术家们不再单纯强调“如实描写”或“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来描写生活”，而是较多地借鉴中外艺术中新的表现形式，将画面语言的主题性与丰富性相结合，呈现出“由单纯的风格史转换为风格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总之，在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中，若历史叙事借助于美学的逻辑而得以升华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视觉存在而置身于观众的面前，必将凸显历史文脉的光芒，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

　　(本文作者为西安中国画院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学博士。)

　　【1】张晓凌. 历史的审美叙事与图像建构[J].《美术》，2012 年，第 8 页。

　　【2】杜少虎. 历史的审美叙事与价值建构[J].《史学月刊》. 2016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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